1976年6月，京城暑气渐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接受治疗，保健医生每天在病榻旁记录血压脉搏。高层心里都明白，任何一点病情变化都会牵动全国局势，却没人料到真正的告别来得如此之快。

9月8日21时许，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西萨摩亚国家元首答谢宴正在进行。华国锋端起酒杯与外宾交谈，忽然被工作人员拉到走廊——电话那头传来急促声音：“主席生命体征极度微弱，请立即回府。”这通电话打断了宴会，也改写了接下来几天的节奏。

22时45分，华国锋抵达中南海。医疗组正进行最后抢救，心电监护屏幕数度拉直又被药物拉回。零点十分，绿色曲线彻底变成一条直线。工作人员低声报告：“抢救无效。”屋内安静得能听见秒表滴答。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必须在最短时间里作出政治处置。9日凌晨1点，中央政治局成员陆续赶到西花厅旁的小会议室。华国锋开口：“当务之急有三：治丧安排、遗体保存方案、是否邀请外国吊唁团。”他没有使用纸稿，语速不快，却字字清晰。

讨论持续到晨曦。候补方案层出不穷，争论最激烈的是遗体长期保存还是火化。多数人认为人民对领袖怀有特殊感情，瞻仰需求无法回避，最终拍板暂行保存十五天，待纪念设施具备条件后再定长期方案。

9日清晨，卫生部派车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学教研室。副主任徐静接到电话仅说一句：“明白，十分钟集合。”抵达中南海后，汪东兴迎上来，声音低哑：“主席离去，这里需要你们。”徐静提出三项要求：回院商讨、查看遗体、准备药品器械，全部获准。

当晚，防腐小组开始第一轮注射。时间紧张，他们把病房临时改成恒温区，温度控制在十五度。深夜灯光刺眼，每一步都记录在册，包括药液毫升数。华国锋巡视时说：“此事不仅是医学，更是政治。”

11日凌晨3点20分，灵车缓缓驶出新华门。沿途路灯一排排亮起，无线电里只有简短口令。人民大会堂北门打开，数十万朵白菊摆成方阵。11日至17日，约三十万人依次吊唁，队伍从广场蜿蜒到长安街口，队尾常常到凌晨仍未散去。

17日夜，中央决定专设“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对外称“九办”，具体负责纪念堂和遗体保护。谷牧任主任，文件口气简短，却包含了全国最顶尖的建筑师、结构师和文物专家。急电飞往上海、天津、广州，四十余名设计师连夜进京。

选址是第一槛。专家足迹遍布香山、景山、南苑机场旧址，图纸堆满会客室。有意思的是，最初甚至出现把纪念堂建在西郊八宝山的设想，立刻被否掉：领袖生前心系人民，纪念建筑应置于国家心脏。多轮比较后，天安门广场南端原中华门位置胜出。

建筑形式也多次易稿。陵寝式金字塔、地下宫殿方案先后被抛弃。谷牧强调：“剥削阶级的阴森符号绝不能搬到这里，纪念堂要开放、要明亮、要让普通群众抬头就能看见。”设计团队最终给出八开间、重檐屋顶、汉白玉台基的正方形方案，整体高度33.6米，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遥相呼应。

11月24日下午，奠基仪式举行。冬风凛冽，广场护旗班仍纹丝不动。华国锋握锹培土时，旁边工人说了一句：“得抓紧，明年秋天让全国老少都能来。”一句朴素的话，道尽现场上万人心思。

施工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北京、河北的工人日夜轮班，水泥罐车从凌晨排到正午。短短半年，主体结构封顶。与此同时，北大厅毛主席坐像也进入最后定型阶段。经多轮评选，“翘腿坐沙发”成为定案。雕塑家们测算过视距和灯光，力求让每位参观者从不同角度都能捕捉到主席神情中那股平易和坚定。

1977年8月20日凌晨3点50分，灵柩从“769”保护室转移入纪念堂，升至水晶棺展示平台。操作全程不许停电一分钟。两天后，参加中共十一大的一千六百名代表成为第一批瞻仰者。会议议程里特意留出夜间时段，让代表分批进入。

同年9月9日零时，纪念堂向社会开放。人流自金水桥开始排队，最晚一班观众常在深夜才走出东侧门。后来每到毛主席诞辰和逝世日，华国锋都会来到水晶棺前鞠躬三次，言辞简短，却保持多年未改。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已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老兵、学生、海外游客，都按照同一条路线进入北大厅，再从南门走出。那三分钟的瞻仰时间凝固了1976年秋天的政治抉择，也记录了一个国家在重大历史节点的组织力与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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